行政管理论文：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中宗教问题分析

　　在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讨论中，宗教因素很快被发掘出来加以运用。杜鲁门同决策层众多官员都认为，只有促成“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信仰之信奉者之间的积极合作，才能够构建共同的宗教与道德前沿，进而筑造维护和平的力量”。(15)最初美国对宗教武器的运用还只限于欧洲的反共产主义行动。因为很明显“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容易打破种族和地域的界限，相互了解并建立友谊”。(16)因此，冷战开始不久，杜鲁门政府就与罗马天主教教廷建立起频繁的联系，在意大利选举、支持“铁幕背后”的东正教，促进欧洲统一等问题上合作。(17)然而，冷战迅速突破了欧洲这一地理界限，如一份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所言，“威胁已经扩展到所有非共产主义宗教和哲学领域，扩展到所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领地”。(18)相应的，美国利用宗教反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也随之向全球扩展论文。
　　宗教之所以成为杜鲁门政府反击共产主义的工具，一方面源于其与西方价值观念密切相连，可有助于西方“重建民主信仰”，进而抗衡共产主义思想体系；(19)另一方面则源于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信仰迥然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宗教信仰，从而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攻击的靶子。有学者认为，杜鲁门借助“神灵”的力量就是为了将冷战演绎为摩门教式的二元对立冲突并使其公开化，“其推动了冷战的肇端与强化，并塑造了冷战的形制”。(20)1949年底，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远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时率先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脆弱性源自共产主义与某些地区通行宗教的不相融性，如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天主教，马来亚、印尼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等。”(21)美国国务院则在一份长篇备忘录中详细论述了在“道德与精神层面”击败共产主义的策略。根据备忘录，美国必须在冷战中使用诸如“神灵”这样的精神因素是由于，“自由世界是由四部分力量构成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道德”，此前美国专注于宣扬军事实力、物质财富和经济力量，很少提及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力量，已经使自己在对苏意识形态战中处于下风，而且也使美国的生活方式及政治体制遭到误解论文。(22)
　　1951年4月4日，杜鲁门以总统指令创建了心理战略委员会，(23)将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的心理战行动置于统一领导之下。心理战略委员会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负责所有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活动。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政府决心在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更有效地使用“心智”(heartandmind)这一潜在力量。心理战略委员会成立之前，中情局和国务院等机构已经零星开展了用宗教反击共产主义的行动。如国务院对外信息与教育项目(USIEprogram)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进行宗教宣传活动，试图借助当地宗教领袖引导民众，利用宗教宣传材料向民众灌输“与西方亲善、与共产主义敌对”的思想。(24)对于形势更为复杂的亚洲地区，美国国务院也有关注。1951年美国驻缅甸大使大卫•基(DavidKey)与国务院有数封电报往来，专门就缅甸问题进行讨论。缅甸是冷战特殊形势下一类国家的典型代表，身处东西方夹缝之中，为求自保被迫奉行“中立政策”，既与共产党国家保持距离，又拒绝接受英美的军事援助，甚至拒绝接受诸如科伦坡计划这样的经济援助。(25)大卫•基通过多年任职缅甸的经验敏感观察到，缅甸85%人口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对缅甸佛教事业进行援助不仅会赢得缅甸人的好感，取得“多于军事或经济援助几倍以上的成效”；而且可以借机渗透西方思想，使之成为“反击共产主义最为有效的方式”。(26)美国国务院立刻批准了“通过缅甸的佛教计划来加强反共活动”的建议，并拨出款项予以支持。(27)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活动非常频繁，并开始尝试利用当地佛教徒颠覆西藏的种种努力论文。(28)
　　心理战略委员会创建不久，主任戈登•格雷(GordonGray)即指示对“心理战努力是否需要加入宗教因素”进行研究。(29)鉴于宗教作为冷战工具的敏感性和困难度，心理战略委员会内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讨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1952年3月，心理战略委员会确立“利用宗教及其他精神力量”的心理战项目，(30)并决定制定一个全球心理战略计划，明确“利用道德和社会力量的政策目标及广义上的行动步骤”。(31)自此，宗教对于美国推行冷战战略的作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完全认同。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129号文件的附件中确认的：“在那些宗教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共产主义无神论原则与宗教的根本敌对会成为促进西方目标实现的一笔重要财富”。(32)然而，由于杜鲁门任期将满，心理战略委员会并未能在这一政策领域展开大规模的行动，有限的宗教心理战活动也仍然主要在欧洲地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