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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国际化进程客观地推动了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国际化对接，是促进城市治安综合治理政策法规、运行机制及模式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应针对开放性、多样性、隐蔽性、时效性等特点，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以国际化理念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适应城市国际化新形势，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
关键词:城市,国际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城市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初步迈入国际化城市行列，社会治安日益复杂化，城市社会治安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城市化进程中应如何转变社会治安管理观念，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机制模式、策略手段，建设国际对接机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新事物、新特点，切实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一、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念
（一）国际化的基本义是一种技术策略
维基百科认为，“国际化”是相对于“本土化”的信息资讯领域概念，指调整软件，使之能适用于不同的语言和地区。本土化则是指当移植软件时，加上与特定区域设置有关的信息和翻译文件的过程，更适合于“特定”地方的使用，而另外增添的特色。国际化意味着产品有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潜力，以普适性和包容性应对本土的多样复杂性。
（二）城市国际化实质是城市经贸交往现象
城市国际化研究起因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出现，世界城市的概念1915年由格迪斯提出，是指随着城市世界贸易的拓展，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应用的作用和能力范围的日益扩大。因此，城市国际化本质含义应是城市在经贸发展基础上所带来的各种国际影响，从地理意义上城市过渡到观念意义上城市的一种现象，使本土区域域中呈现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广泛的碰撞和交流，是本土化向国际化的逆向补充，体现了城市的主动调适和包容性。
（三）城市国际化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的形成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是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必然。胡锦涛指出“包容性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由此而言，城市国际化不单指经济贸易的增长，还包括社会、教育、法律、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本任务是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其具体工作实践的国际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形成的，从最初的一种潜在意识到后来的具体工作方针，最终发展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实践价值的思想，始终体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服务于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理念。1981年在“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要充分认识搞好社会治安对于保障安定团结和经济调整的重要性、紧迫性。1991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关于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均表明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一个安全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是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中心而发展。
3.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决定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保障经济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从属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城市国际化，客观地决定了法治国际化，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国际化。由于各个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法律法规等存在差异性，维系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正常秩序，不仅要有普适性的国际法则，也需要各国法治的国际化对接。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要求参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城市必须是法治国际化，体现出法律法规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支撑意义。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虽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现了发展的历史一贯性，但由于我国法制传统原因，法治体系还没有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还缺乏国际化问题思考，与城市国际化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必须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以国际化理念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适应城市国际化新形势，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二、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特征
贯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方针，牢固掌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主动权，需要准确地把认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发展和新特征，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从主体原则与方针目标而言，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历史一贯性，而综合治理对象及范畴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加复杂了。集中表现以下四个特征：
（一）开放性与挑战性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从治安综合治理层面分析，即是门户渠道的开放，含有形和无形的。（1）内在的价值观念形态方面交流，受控层次低。图书进口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累计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13.5万种次，引进版权16639种。而且图书进口逐步向数字化转型，很多国外的出版商都已将其图书转换成电子书并推向中国市场。（2）外在地理空间意义的人员、物质流通，受控程度高。仅2012年广东全省口岸入出境人员3.25亿人次，入出境交通工具1943.2万辆（艘、列、架）次。（3）网络门户的开放，信息交往技术可控，影响更大。目前广州互联网普及率71%，家庭上网率则达到88.2%，至2015年，广州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0%以上，90%以上的市民将通过网络享受工作、生活、学习等服务。流动人口犯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被判处罪犯的四成多。因此，门户开放对广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越来越复杂，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二）多样性与包容性
经贸全球化推动了城市国际化，加速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象多样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案例现象的多样性。同时，客观地要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治理观念上、政策法规、治理手段等方面更具有包容性。⑴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相互交织，呈现出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趋势。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猛烈地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⑵来源国家、区域的多样性。以广州为例，广州毗邻港澳，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日本、美国、加拿大等22个国家的大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对内对外开放使广州汇聚了来自各个地方，各种领域的人员，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逐步增大。一方面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信息交流和融汇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碰撞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因素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国际化的显著特征，成为社会治安管理重点与难点，对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隐蔽性与严峻性
民族、国家、个人相互之间的价值与利益诉求的矛盾冲突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日趋严峻。⑴人民内部矛盾的隐蔽性。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对幸福感的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民内部矛盾高发、多发，隐藏性、复杂性、敏感性和对抗性明显增强。⑵恐怖组织活动隐蔽性。与“东突”、“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以及境内外反华势力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三股势力”分子为逃避打击，伺机捣乱破坏，活动方式更加隐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一定威胁。⑶高科技的隐蔽性。利用新手段在在虚拟网络实现跨区域的违法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性。随着计算机网络、手机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与日俱增。由于犯罪手段高超，情节复杂，“虚拟空间”现场勘查难度大，追诉往往难以进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四）时效性与广泛性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宗旨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国际活动的举办，城市国际化表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已经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国际外交事务。周恩来曾说过外交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事务性”，任何外交行动和工作当然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城市国际化赋予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治性，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体现应有的外交特性。外交是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行为，是国家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任何对外交往都必须自觉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言一行都能不逾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体现出时效性，及时、客观、准确的把握案件，通报案件进展，有时效才有实效，避免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三、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策略
（一）转变观念，加强领导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也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奠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和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城市国际化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必须在加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调整思维方式，应着重强调三种思想观念的转变。⑴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线性思维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复杂性思维。门户的开放性使各因素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静态、孤立的传统计划思维已经完全难于适应变化。⑵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发展，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国际化意识，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建章立制，加快推进警务行为的法制化、国际化，工作方法、对象应实现国内、国际一体化。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拓展，工作领域产生了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域也要从现实领域逐步扩展到虚拟网络世界。⑷转变单一的警察治理观念，树立治安社会化的治理理念。在观念形态、理论形态、实践形态等方面逐步探索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全覆盖。
（二）分类管理，建立体系
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加强服务来提高管理效能。在“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理念的引导下，根据城市国际化特征构建城市综合治理防控体系。（1）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以政法部门为主体，加强社区、文化、教育协同一致的领导管理体系。（2）通过增强或增设相关职能部门应对社会治安管理的国际化。（3）社会治安管理社会化。始终以职能部门为发端，发动社区居民关心参与社会治安，积极发展壮大保安服务中介机构，重视依靠并充分发挥物业机构、保安力量的作用，整合房屋中介、租赁服务、家政服务等行业的有关资源。⑷根据管理对象建立分类管理系统。城市国际化的基本特征是人员流动数量和强度的增加，因此，对流动人员应分类管理，推行流动人口“一站式”、“一证式”服务，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⑸根据城市国际化的特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还必须积极的建设信息公开体系，及时准确的公布相关信息，使国内外媒体和社会公众客观公正的对待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城市国际化对社会综合治理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着重围绕着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及相关技术领域，强化人员的综合素质培训，提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1）加强政治业务培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是人民民主专政一种新的形式，周永康在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汇报会上强调，必须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始终不渝地捍卫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加强应对国际化的业务素质培训。随着国际大型活动及国际交往的增多，基于国内范围的综合治理理念已不能满足城市国际化进行的需求，有必要对警员及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国际法制观念、外交礼节及影响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应对国际化的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3）加强职业技术能力培训。高科技、信息技术逐步成为跨区域、国际化的违法犯罪介质，更加具有隐蔽性，因此，遏制高技术违法犯罪，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相关人员进行现代技术培训是当务之急。
（四）加强科技力量，提升综合治理能力
全面推进科技强警战略，坚持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不断推动治安防控的科技化。⑴警用装备的现代化是快速反应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东京任何地方拨打110，警方在4分30秒之内肯定就会到达案发现场。这主要归功于日本警方高度重视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及时转化为警用科学技术。1983年日本就引进了GPS卫星定位系统，2003年，日本警方就拥有直升机80架，警用船舶200艘，车辆3.5万辆。高科技装备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日本警察的工作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⑵积极推进警务工作的信息化建设。逐步形成“全警信息化，信息全警化”的新型信息警务工作模式，提高升警务效能。⑶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还要特别注重加强国内外警务信息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协作，通过警务执法人员交流、完善磋商机制、建立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联络渠道，及时交换情报信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