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社会环境与历史情境之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兼容中，魏源可谓心忧天下而勇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启蒙与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将先辈启蒙思想中合理的理论化为现实，这需要我们深刻地反思过去和展望未来，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主要讨论当代细想政治的建设。
关键词：核心论文发表,政治学论文
一、德义结合的儒家治国论
1.以德为本。“夫惟使势、利、名纯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1]44当道德成为人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时，才有可能实现天下大治。唯求于势会使人失去为人处事的原则;只求于利，会使人贪婪无度;仅求于名，会使人变得刻板自大。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人们的终极追究是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形成真善美、知情意相统一的人格。而德的重要内容是善，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因而国家与民族之义，要求人们把培养高尚品德作为人生终极追求的精神目标。求德便是求真，求真便要求实，求实需警惕似是而非之论。“轻诺似烈而寡信，多艺似能而寡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讦细似察而烦苛，姝姁似惠而无实，此似是而非者也;大权似专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执法似严而成物，正谏似激而情忠，此似非而是者也;非御情之相反，乃近理之多近也。”[1]50不实的言论会扰乱人们的思想，混淆人们的视听，颠倒是非黑白。大道理要用在“大”的地方，用得其所。用与庸不在于道理有多大，而在于道理是否用于适当之处。如同礼义用于人之自身修养和国民素质教育上是为用，用于富国强兵便是庸。似是而非地把礼义这个大道理用在富国强兵上，看上去高端大气，实则难致其实。“国家有一党议，则必有数庸议以持之;有一伟略，则必有数庸略以格之;故圣人恶似是而非之人，国家忌似是而非之论。”[1]51
2.以义为先。“世之极盛也，使天下以义为利，其次以民为利。”[1]45处于盛世，人们在追求物质丰富的同时，也追求精神自由;次级治世也会满足民众的利益需要。引导民众的精神追求，形成对政权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繁荣兴盛的“软”条件。魏源笔下的“义”即指全民族共同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无法迅速实现的“以义为利”，能通过“以民为利”将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紧紧相连。促使民众以国为家，实现国与家融为一体，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是以但轻财色为有廉，并轻权势为有耻;辞受取予不苟为有廉，进退出处不苟为有耻。”[1]63有才能者亦非完人，也有个人私欲和不足。将这些能人培养成德才兼备之人，并非压抑其正常合理的欲望，而是要使他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3.德义结合。“乌乎!事功纯乎道德，有若是哉;礼乐兵刑出于喜怒哀乐，赐予其宫室，亦犹忧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夫然后可以修大刑而奉天之命，夫然后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1]38以义为先，可使百姓与国家紧密相连;以德为本，让国家与民众循天道发展，这样的国家与民族才能长治久安和不断发展。民之所想为国之所行，国之所用为民之所用。统治者与老百姓是根与叶、源于流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只有兼顾民众之需求来治理国家，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真正为人民认同。也只有把民众用“义”来对待，以求达“德”之境，才会使国家呈现生机勃勃之象。
4.重德轻法。受时代的局限，魏源的以德为本是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忽略了范围更广的民族利益。其尚德最终是为了统治者能更加实在地掌控国家权利，对统治者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其以义为先最终也是为了将国家与民族团结在君主的周围，甚至还为君主的无能而开脱，“人主修德之难也，倍于士庶乎!奸声在堂，谀舌在旁，曼靡在床，醲醴在觞，娱兽在场，所以蛊我心者，四面伺之，虽有忧勤聪智之君，不能无一罅之閒也。”[1]39其德义结合仍未脱出传统儒家以德治国的窠臼，不敢向君主专制发起攻击。由此观之，魏源仍是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支持者，虽然看到了德义结合有务虚空谈的倾向，却对法制建设只是一笔带过，远不如先秦法家改革思想来得猛烈。
二、以变易史观为依据的改革论
1.变革是永恒的。“有变易之易而后为不易之易。”真正的稳定不是绝对静止，而是在不断变化调整中达到稳定。绝对静止是不存在的，只有匀速运动，达到的只是相对静止，运动发展是永恒的。因此只有不断的改变，才是永恒不易的易。“故废谱而师心，与泥谱而拘方，皆非善弈者也”。
2.改革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1]47世事无常，久则穷，穷则变，变则通，通方能久。改革是顺天而行，是规律的要求。没有长久不衰的王朝，只有不断改变的历史。求国家天下大治，唯应时改革，推陈出新。对过去的改变并不只是否定了过去，更是对过去的更正与发展。“是以圣王之治，以事功销祸乱，以道德销事功;逆而泯之，不顺而放之，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是谓反本复始之治。”[1]72现行制度经过长久历史演变而来，是王朝执政智慧的经验积累，在前人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并非无中生有。若要现行制度有序运行，就必须因时而有所损益，不空谈古人之风，不墨守成规。“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1]49妄自尊大、不接受现实的改变，反而使以前正确的理论与思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失去了原有的指导意义，使人们对自己承传的传统文化感到迷惘。
3.改革以德义为中心。以德义为轴，“万事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余，失其本者常不足。”[1]71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改变都应当围绕义与德进行。要注意民众的接受能力，否则“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而不能收之者矣。”[1]45即便有良好制度设计，若不经推敲就颁行天下，凡事不经变通，则可能遭遇人们抵触，难以贯彻实施。“后世之为学者，乐崩礼坏，而为政也，又卑卜筮为艺术，屡臆屡偾屡悔而不悟，亦古之一大沿革乎!”[1]78易学之道，不在于占卜问卦，而在于推演变化。求神问鬼，不如实理政务，以变求久。改革不能以空洞的理论来指导，必须针对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探求解决方案，以百姓利益为重。
4.改革要顺应民意和循序渐进。政策的实施延伸到底层，与民众的利益攸关。“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45因而治国之策的制定，当以众人意愿为基，不可妄自设立，当以实情为准，否则终成一纸空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变革应当围绕义与德进行，而不是脱离民意和民利，否则“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而不能收之者矣。”[1]45“故摘果于未熟，视已熟不可同年而语;拔儿齿于已龀，视未龀不可同年而语。”75必须保持冷静客观，不能因主观愿望强烈，造成视时机未到为已到的错觉。强行推进变革只会适得其反。强大的国家不是数年可促成，汉武之强建立在文景二帝的休养生息的基础之上;秦能灭六国，是“奋六世之余烈”方才成功。
三、德才兼备、人尽其用的人才论
1.人才以德为本，培养民众国家民族意识。魏源认为王朝的更替兴衰，主要基于七个方面的原因。“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1]66暴君的影响最为直接，可引起天下反对，导致政权颠覆，实现朝代更替。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则是乘世乱君昏玩弄权术，蒙上蔽下，民众怒起哔变，人人得而攻之。魏源特别提出，鄙夫也是亡国之因，而且必须重视。这是继顾炎武之后首次把人民摆在引起国家兴亡的原因之内。君臣有过，灭数人可救国，民众皆鄙则举国皆亡。鄙夫就是他所认为的麻木的人民。何为鄙?“虽当全盛之世，有愿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宵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1]66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麻木民众，有才无德的“人才”，长久将成为亡国灭种的祸根。若要国家政策上通下达，既要有明君贤臣，更要有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知国情、识大体的高素质国民，即魏源所说与鄙夫相对的有德之民。“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此俗之以众成者乎!”[1]73拥有强大的人民，才会产生强大国家与民族。“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1]72欲始国家大治与社会和谐进步，必须使民众知廉耻;要使社会安定团结，必须保证民众的私有财产。损民力而聚财于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国家不仅要仓禀实，还要知廉耻。不仅要保护人民私有财产，还要保证人们获取知识与了解真相的权利。
2.实现人尽其用，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干。魏源主张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政策，认为好的政策没有好的人才来施行无异于暴行。“医之活人，方也;杀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1]45～46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执法应当有灵活性，在立法时当留有一定的缓冲。法不当，而应执行，执行之后应当立即反馈给国家，国家也应当即时对该法予以修补。小修小补是完善法制的必要手段。变法当渐而行，执法需灵活处之。灵活处理需要适当的人才，用人不当好事会办成坏事。魏源把人才分为两种，一为“能”，一为“才”。“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1]54二者相辅相成。才臣大事不拘小节，则会一密百疏;能臣事事躬亲，则会百密一疏。君主的作用就是调合二者互补而行。“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乡愿。”[1]62才德兼备之人才能算是人才。用人当以德为本，两种人才皆不可少，二者只有强弱之分，必须相辅相成。用人之道在于扬长避短。“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1]52人无完人，想要人尽其才，君主必须了解人才的优缺点。昔日祢衡裸身击鼓骂曹操众谋士将军说:“公言差矣。以此等人物，吾尽识之: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招，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2]224相反曹操却能识别这些人的才能，认为:“荀彧、荀攸皆机深智远之士，虽萧何、陈平不可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可比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间之福将。安得无人也?”以人君而论，祢衡只识人短，则才无所用。曹操能知人长，则人尽其才。不论对汉王朝的忠诚，平心而论，于当时乱世，祢衡之言便是那似是而非之言，言之凿凿，却毫无用处。
3.聚积各类人才，实现政治精英治国。“城中曰都，人萃则气萃，气萃斯材薮焉;野外曰鄙，人涣则气涣，气涣斯材少焉。”[1]61团队合作是治国之正道，只凭寥寥数人，难以治理天下。君主要治理国家，就需要大量的人才通力合作。“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1]35人才要多样化，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才能最高效地改变社会。天赋再好，没有专精的一面，也赶不上精于一面的人。空虚的思想，比不上经过交流经验加以检验来得现实。个人才情再高，比之于天地仍沧海一粟。若欲成事，必集众人之力。正所谓“嘤其呜矣，求其友声”。成一事需志趣相投者相互合作，否则人才再多也会群龙无首而乱从中出。优秀的领导者在人才群体中非常关键。“人主修德之难也，倍于士庶乎!奸声在堂，谀舌在旁，曼靡在床，醇醴在觞，娱兽在场，所以蛊我心者，四面伺之，虽有勤聪智之君，不能无一罅之闲也。”[1]39魏源承认君主也是人，承认了个人专制在统治上的痛苦与无奈。即使在现代，作为一名领导者，仍须承当很大压力。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有良好的人才分担压力和工作任务。领导者要有心胸接受其他有才之人的分权。人才的甄选是重中之重。“同恩而独使人感，同威而独使人畏，同功而其名独震，同位而其势独崇，此必有出于事业名位之外者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1]53君主之所处，不与臣下争功，不与群小争利，不与大军争雄。所争者，人望也。邓禹、孔融、刘备、刘琨等人，屡战屡败，屡败不亡。穷其原因，皆因为有识人之能，能让属下得到最大发挥，达到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
4.发扬庶人谏国，赋予民众监督察举之权。“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与!”[1]67国家大治、天下有道，不仅是君明臣贤，更要“庶民不议”。只有上通下达，才能实现此种政治理想。上通下达往往在王朝初期体现得最为明显。立国新君出自草莽，深知人民力量，常常亲自体察民情，解决民众切实问题。至王朝中后期，承平日久，鄙夫当道，有些君主自己都成了鄙夫。国之要事急待办理，却久拖不决，无心问政，王朝何其不亡?“古无谏诤之官，人人皆谏官也;不惟广受天下之言，亦所以广收天下之才。”[1]68欲使国家良好运行，君主群臣各负其责，唯有赋予民众谏言之自由，对君主和官员的行为加以监督。下情可通过各种渠道准确上达中央，中央及时调整政策再下发各处执行，如此才能上下不受阻，政治运作实现良性循环。“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光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1]69监督如同阳光，能照亮黑暗。把监督之职授予一人，则易偏颇。授于天下之人，则可互相对照，明辨是非，赏罚公平。5.致力教化安邦，注重培养后继人才。人才从何而来?高素质的精英从何而来?能行谏国之职的庶人从何而来?“三代以上之人材，由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惟教化出之无穷。”[1]65天才百年难得一遇，这样的人才只能撑一时。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供给源源不断，才能使国家长期有可用之才，才能产生谏国的庶人，避免出现暴民政治。昔日唐太宗兴科举，观新科举子入宫门，曾窃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3]3何来?国家可有百年之才而不衰啊!鄙夫如何唤醒?惟有通过教化。“有士风，有民风，斯二者或区于土俗焉，或移于政教焉。”[1]74国家应当以教化方式引导风俗变化，而不能强迫而为。国民进步之风不是强制施行的行政命令，而是教化民众从根本上改变精神面貌。“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应。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1]69人应具有理性与信仰。仅有理性教育，人才则易于偏激以致顽固;仅有信仰教育，则会使人愚昧不堪，麻木不仁。魏源提出“以诗书教民，以礼乐化民”，即将传统文化真真正正的教授给普通民众，非与以往以“帝王心术”之名而神秘化。
四、《默觚·治篇》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与局限
魏源在《治篇》继承了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分析了当时社会落后的原因，反思了当时政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发出了鄙夫亡国的呼喊，凸显出当时中国亟待改变落后状况的现实和试图改变中国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现状的愿望，提出庶人谏国的全民监督理念，将改革理解为庶人的义务，表达了个人的政治诉求。魏源《治篇》的政治哲学思想，既服务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也有利于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为现代化改革提供借鉴。魏源发出那个时代关于政治革新最尖锐的呼声，为中国由传统封建政治向现代化国家政治转型带来思考，开启了近代湘学“经世致用”思想之先声。其变易史观也为后来近代中国进化史观的提出打下了哲学基础。《默觚·治篇》中魏源对培养、发掘、运用人才和教化鄙夫的理论被后来的湘学中坚曾国藩、左宗棠等吸收，成为他们经世致用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各项改革仍具有借鉴价值。
作为生活于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因阶级身份和时代的局限性，魏源虽然看到了当时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却找不到彻底改革的方法，没能引领中国的政治发展，无法实现中国社会的革新，对自己推崇的政治哲学也不十分坚定，以至于晚年皈依佛教。他虽然揭露了国家亟待改变现状的现实和民众对国家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麻木，却仍将思想禁锢在传统明君贤臣观念中。关于庶人谏囯的论述中，他没有将统治者对于庶人的义务论述清楚，只片面强调了庶人对国家的义务，没有指出明君贤臣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没有指出谏囯的权利是他所说的天道直接赋予所有人民的权利。他的政治哲学最终还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没有真正赋予人民参政之权。魏源的人才思想是历代统治阶层民本思想的沿袭，没有突破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以致其变易史观最后陷入“是谓反本复始之治”历史循环论中，没有给“德”与“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倡导公民争做谏国之庶民，不为误国之“鄙夫”，形成关心时局和建言献策割除流弊之风。这是实现国家政治治理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继承与实现五千年来天下大同中国梦的重要途径。
《政法学刊》是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社会科学学报，于1984年创办，1987年经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标准，取得国内统一刊号(CN44-1007/D)，是全国公安院校率先获准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2000年取得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3745)，《政法学刊》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术性、应用性，始终保持刊物的思想性、理论性、创新性和指导性，创刊多年来力求学术品位与应用价值兼备，倡导理论探索与施展研究并举，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时代热点，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达到外在形式与内在质量的完美统一，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厚爱，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不少文章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刊物多次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其所刊发的学术精品，为繁荣我国法学、公安学、犯罪学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不懈努力，为领导决策和指导公安司法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办刊质量在全国公安学校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