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投稿浅论近代小说叙事方式的“新闻化”

所属栏目:文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5-01-06 15:35 热度:

  摘 要:本文将从“记者式叙述视角”、“新闻系列报道式叙事结构”两个方面,来对近代小说叙事方式的“新闻化”做初步的现象研究,以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探索抛砖引玉,提供一个稚嫩的思路。

  关键词:文学期刊投稿,近代小说,“新闻化”,叙事方式

  关于近代小说“新闻化”的观点历来已久,这一文学现象也成了一种学界普遍公认的存在。在对于近代小说的研究中,作者注意到了两个近代小说鲜明的特征:记者式叙述视角、新闻系列报道式叙事结构。这都涉及到了近代小说叙事方式的“新闻化”。

  一、记者式叙述视角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分文言小说及白话小说两个系统。白话小说起源于唐代市民小说及寺僧讲演,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说书话本。由于与讲故事、说书有关,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这样总结道:“但总的来说,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大都是借用一个全知全能的说书人口吻……”[1]。我们不难在古典白话小说中找到诸如“看官须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说书人腔调。而于叙述视角,作者自然就采用说书人式全知全觉的视角了。

  中国近代小说与古代白话小说一脉相承,但在叙述视角上却发生了迥异于传统的突变,从“说书人口吻”转向了“记者视角”,即使不是直接写见闻,也必要安插一个“见闻式”的人物在小说中,做作者的眼睛与口舌。

  陈平原指出:“在好长一段时间,‘新小说’家是用写见闻录的办法来构思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王卿的《冷眼观》、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等,单从标题便可猜出作者构思的框架。实际上包括初期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如吴趼人的《籍冤魂》、《大改革》、《平步青云》、徐卓呆的《温泉浴》、陶报癖的《警察之结果》、邵粹夫的《停车场》等,都是变相的见闻录。”[2]

  《官场现形记》第三回:“钱典史便跟了戴升到套间里,两个人咕咕哝哝了半天,也不知说些甚么。只听得临了一句是钱典史口音,说:‘凡事先有了你老哥才有我兄弟,你我还分彼此吗?’”[3]

  在这里,作者仿佛置身于所写场景中,成为一个“偷听者”,只将自己所知之处写出来,不再如古典小说般知悉人物的全部谈话内容与心理状况。

  同样的例子在其他小说中也随处可见:

  《老残游记》第一回:“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境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4]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七回:“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来了,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5]

  《冷眼观》第十五回:“我恐是闹出甚么意外的乱子来,忙着抢出去一看,先听见一个人吵说他只有衣箱没得了,不一刻,都纷纷地闹起来,不是这个说我不见一支水烟袋,就是那个嚷他丢掉一支表。我替他数了一数,倒有七八位是同时失物的。”[6]

  另外,我们不难在近代小说中发现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故事由小说人物以对话的方式,一问一答地讲出,就像记者的采访手记,作者直接叙述的内容减少。

  如《老残游记》第四回,老残有意打听玉大人的事,拿客栈掌柜“老董”做“被采访人”。就凭老残一句“这话怎么讲呢?”,就引出董掌柜关于玉贤拿盗冤死人的讲述,老残只穿针引线式地提问,整个故事皆出自董掌柜的回话中。

  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九回,“我”对文杏农发了五次问:

  “昨夜我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是甚么事?”

  “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

  “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

  “怎样累呢?”

  “甚么名气呢?”

  随后,孝子石映芝被其蛮横老母责难拖累之事,便通过“我”与文杏农的一问一答,被完整讲述出来。

  《黄绣球》第十六回,直接将“王老娘”和“曹新姑”在河岸边说书所讲的故事照搬,通过“王老娘、曹新姑二人,一抵一换的滔滔不绝”,讲述了宁波象山县一位孤孀,出家资建象山试馆买服人心的故事。

  近代小说家以记者身份对有新闻价值、史料价值,容易产生社会影响的真实材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组织,甚至是实录,在此基础上形成小说。可以讲,近代小说的创作,从传统的求新求奇的道路上,转向了求真、求典型的刻画领域。不同于传统小说作者含蓄地只将一腔深意托付于小说的只言片语中,近代小说家不再全知全觉,却大有像是“新闻责任感”式的正义力量,促使他去将社会中最深刻最普遍的黑暗揭露出来,笔锋犀利之处,作者自身的立场指向也暴露无遗。

  二、新闻系列报道式叙事结构

  传统小说注重在情节推进中展示人物性格,主线故事有开始有高潮有结尾,环环相扣,草蛇灰线,讲究精妙的布局。一直到《儒林外史》,小说在结构上才发展出一种新模式。

  胡适:“《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7]

  胡适认为近代小说主流的谴责小说,在结构上不过是在模仿《儒林外史》。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对此提出异议:“说像《儒林外史》,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断。第一,还不能不把原因归到新闻事业上。那时固然还没有所谓适应于新闻纸连续发表的“新闻文学”,而事实却已经开始有了这种需求。为着适应于时间间断的报纸杂志读者,不得不采用或产生这一种形式,这是由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第二,是为繁复的题材与复杂的生活内容所决定,不是过去的形式所能容纳下的。第三,才是《儒林外史》写作方法的继续发展。”   阿英的说法,为笔者的论断提供了依据。既然这种所谓的“《儒林外史》式”叙事结构是对近代新闻业发展需求的一种适应,我们自然可以说这种结构有“新闻化”倾向。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全书共六十回,叙述了三十多个不尽相同的官场故事,紧紧扣住暴露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这一主旨,人物形象上至当朝太后,下至佐杂小吏,包括各省各市大臣、知县,如展开连环画卷一样依次“粉墨登场”,可谓是清末官场的百像图。《谭瀛室随笔》指出这本书:“其体裁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竣,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

  阿英评李宝嘉的另一力作《文明小史》时,这样说:“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用流动的,不断替换的许多的人物作了干线。”

  同样的,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直接的和间接的经历、见闻,联缀众多小故事而成书。作者以晚晴社会与政治的黑暗,官场与商场的怪状为主旨,来将各个小故事集结成叙述结构体。

  忧患余生的《邻女语》,以金坚北上途中的见闻为线索,也是以一个个小故事拼凑起庚子国变时中国北方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实录。

  在《老残游记》中,作者刘鹗以老残的游历串联起不同人物如玉贤、刚弼、宫保等的故事,笔墨所触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但主要着力在“清官之恶”这一主旨抒写。

  这些小说无一不是由一个一个小故事串联而成的,不过都围绕同一个主题。没有传统小说的开始、高潮、结局,每一个小故事可独立成文,但都围绕同一个话题,以现代新闻学的眼光来看,这就类似是新闻系列报道了。所谓的新闻系列报道,也就是围绕同一新闻主题,用不同的材料,从多个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做频繁的、连续性的报道。各个报道既各自独立,又在主题的统率下形成有机组合。所谓的“《儒林外史》式”结构即是“新闻系列报道”式结构,这种结构,也使得小说能像新闻一样,适应报刊、杂志的传播方式。

  注释: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7页。

  [2]同上,第78页。

  [3]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冷时峻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5页。

  [4]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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