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评刘川鄂对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文学论文，民主主义文学论文，左其文学，文学史
　　论文摘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兴起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以往的文学史或指责其为“逆流”，或进而不谈，刘川那先生却以可贵的学术探索的勇气，通过多年的宏观研究与历史考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文学现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一书中。通过摇曳多姿的学术文笔，显示出独出心抒的学术创建，在与其它文学形态的比较中，匀勒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总体面貌及基本特征，总结其历史命运及经脸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捅动着一股对自由主义作家的阅读与研究的热潮，如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王小波热等等。与此紧密相关的思想文化界，陈寅格、顾准、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敢成为舆论与出版的焦点话题。然而，对自由主义文学从整体上作宏观研究和系统地进行历史考察的专著尚未出现。刘川鄂先生历数年教学与研究推出力作《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史的这一空白。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多灾多难，这种灾难来自于“艰难时世对文学的选择，也来自于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延伸。”①有人坦率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研究的材料。”⑧刘先生将这种情况概括为“实用理性”对“自由主义价值理性”的挤压排斥。自新时期以来，文学日渐从意识形态的附庸中解脱出来，回归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涌人，给反思现代文学，“重写文学史”带来了契机。20世纪已载人历史，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各种总结文章、各种新编的文学史纷至沓来。刘先生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无疑对于反思中国20世纪的文学有重要意义，对于总结文学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论文。
　　在这本书中，刘川鄂先生试图以自由主义文学这条线来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长期被主流意识所遮蔽的更接近文学本质的另一文学发展支流。全书以思潮演变为经，以作家研究为纬，考察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及中国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特征。内容涉及众多方面，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思想文化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联系及其与其它文学阵营的关系;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流变，即它在近代的萌芽，与启蒙主义同途而殊归的20年代，与左翼文学对立与互补的30年代，在民族革命洪流中挣扎与终结的40年代等阶段性的发展概况。重点研究了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徐志摩等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心态、创作特征与艺术成就，以及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的群落如现代评论派、语丝派、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分析并评价了他们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的艺术成就。最后总结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曲折而艰难的发展历程与历史经验，指出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局限性，就此提出文学应坚持以人为创作中心，坚持自由创作原则等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思想。
　　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以前的研究者或者由于左倾政治思潮的影响，将其置于敌对地位而作简单化处理。或以激进的姿态全盘否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形态的文学，而将自由主义文学作毫无保留的肯定。刘先生在这本书中给人印像最深的是他的“整体观”的研究方法。他并不是把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而是将其置于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宏大背景中，坚持理论观照与历史观照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产生、分化和消亡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其理论与创作的成效得失进行详尽的剖析，并在与民主主义文学、左翼文学的对比中进行分析、反思和批判。这样，就使刘先生的研究具有了很强的解释性，而不是简单的判断论文。
　　刘先生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注重比较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问题的比较深度上，却有深浅不同。我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以前的研究者在对自由主义文学与民主主义文学、左翼文学的比较中，较多地注意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对立”，而忽视了“鉴别”与“互补”。刘先生重点剖析了自由主义作家与左联的几次论争，不仅指出了他们在各自的论争中发展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而且指出自由主义作家的人性论和创作自由论的合理性及左联作家对其有所吸收。论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互补的效果。他还以精妙生动的文字比较了自由主义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从而在比较中凸现了各自的个性内容和特征。他指出各自的含义，“民主主义作家是指承袭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为创作指导思想，坚持文学为人生、为平民的观点。注重文学的启蒙效用并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现代民主革命性质相吻合的作家队伍。而自由主义作扩，大致是指那些政治上主张多元和宽容，文学上坚持反映人性、疏离政治甚至反对文学直接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而坚持文学本体价值观的作家。对于五四文学，民主主义作用是直接的受益者、继承者和推进者。支配着前者的社会人生观主要是人道主义和民族民主意识，支配着后者的则主要是个体意识和个人主义。之相关联，表现在文学形态上，前者是向外的，或内外结合的，注重表现人与社会的冲突，带有明确的批判色彩和情感倾向:后者则是向内心的，关注个性心理，关注人与自身的冲突。”③刘川鄂还在文中为这两个作家群的性格各自找到了与中外文化的精神联系，从而使性格的比较初步具有了人格比较的意义。这一比较，由于走进了立体的精神世界，所以这两个作家群文学主张的不同，思想情感方式的不同，都得到比前人更深刻的阐发。在仔细梳理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演变和特征之后，刘先生总结了现代文学的三大失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强调文学与其它意识形态相同的认识指导现实的功利的观点，往往压倒强调文学作为艺术门类都属于审美形式的观点，体现的是文学本质认识的偏离，因而妨害了文学与自由关系的认识。此为失误之一。”“往往存在着重文学组织轻作家个体、重理论指导及创作是否符合理论而轻创作的特异性、私人化的偏向，体现的是对文学创作的个体化、自由化特征的忽视。此为失误之二。”“往往存在着强调文艺对现实的服从关系而反对文艺对现实的‘超越’和从‘美’的角度进行改造的倾向。此为失误之三。”最后指出:“如果以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并不很高。我认为，这与没有充分认识到文艺与自由的关系的重要性相关，与在此阶段没有充分实践文学独立、人性中心、自由创造的自由主义文学原则相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总体成就也不高，与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主义者自身也难以充分贯彻甚至难以坚定这些原则相关。”④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刘先生以自由主义文学为参照，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得出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其论据令人信服。谢冕先生说黄子平“所有思考、论证和判断都充满了基于深刻的历史反思萌发的批判精神。”这一论断移之于刘川鄂，也是合适的。可以说反思与批判是作者著书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也是本书的基调论文。
　　由此可以看出，刘先生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全面而系统地从整体上作出宏观的研究，并以“自由”“人性”“审美”为关键词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作出了深人的阐发。以“自由主义”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清楚的看出现代文学史中“非文学”因素。从而摒弃了过去左倾政治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一脉作家的价值和地位，使文学史向全面、公正、完整、真实的方向上跨越了一大步。有助于我们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构成和基本特点，从文学的角度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特点与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已崛起一股意在挑战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无非是针对自由主义的片面性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并不是否定自由主义，而是说自由主义不是神话，它有其片面性。当我们以“自由主义”为尺度来审视中国文学时，也应该审视“自由主义”本身。显然，刘先生在这本书中也注意到了。
　　当然，作为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也有它的局限，作者在对中国自由主义多并命运的论述中，较多地把这种现象归诸于时代环境和主流话语的压抑，而忽略了对知识分子缺乏精神独立品格的批判。外，社会责任与创作自由孰轻孰重，或者说文学应该有着什么样的自由度，自由主义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这都是这本著作还没有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