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890年代算起，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多年的辉煌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但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文学史上若干重要文学现象及其结论的认识，往往受到了来自政治的、哲学的及权威学者的影响。
[摘要]“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道学之士”是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主要群体，，“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与重心，主要集中于“文” 之独立性、主体性和功用性等。“传统儒学之士”主要集中于文道关系、文与道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尤其注重从体用、本末等方面进行研究。“道学之士” 探讨文道关系则具有泛化倾向，其文道关系或被替换为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之关系，或其“文”之内涵被缩小，等同于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某些内容及形式等。 “文”之独立性、“文”与“道”应居平等地位等逻辑客观性品格，亦为“道学之士”所忽视甚至抹杀。比较来看，“道学之士”之文道观念显然受到了其他两类士人群体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社会学论文,两宋,理学家,文道关系,价值
这一情形甚至往往发展到如此程度：若干重要文学现象、事件与其背后的学理因素，经常为研究者所筛选、忽视甚至舍弃。两宋理学以及与理学有关的事件、历史人物乃至相关学术研究，百多年来就遭此窘境。举例来讲，主流各种文学史及其研究著作，以及其影响下的大量学者，经常以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程颐的“作文害道”等来概论理学家之文道观，很少提及理学家也有“重文轻道”和“调适文道”等取向，没有注意到很多理学家在谈及文道观念时，所用的“文”往往具有不同涵义，更没有注意到理学家之“文”与文学家之“文”的内在意蕴是不同的。上述问题的存在，屏蔽了历史的真实，已经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产生了制约。当前学术研究的深度发展，要求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理学家创作的文学贡献及其历史地位，以及宋代诗文特征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品格等，均具重要意义。
从宋代士人类别划分入手，对不同士人群体所用“文”之涵义进行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念有重要价值。不过，自宋代以来，对宋代士人的分类就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专注于“文章” 或“道学”之士，自北宋中期这两类士人群体就互相攻讦，宋代多次党争均与之相关，这两类士人当然是宋代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按照宋人观念来看，宋代士人群体还有多个类属或类别。如程颐曾经把当时的学者分为“训诂之士”、“文章之士”与“道学之士”三类(《二程遗书》)。其中，“训诂之士”显然与儒家学者传经所用的字义训诂、考据辨析等章句之学有关。《宋史》则于“列传”之外，将士人群体分“道学”、“儒林”、“文苑”、“忠义”、“隐逸”、“方伎”等部类。显然，包括程颐在内的宋人，大都把以治儒学经典以及尊奉儒家学说的士人，单独划分为一类。由此看来，为了区别于以心性存养为旨归的“内圣”之学的“道学之士”，可以把程颐所讲的“训诂之士”与《宋史》所分的“儒林”之士统称为“传统儒学之士”。总的来看，“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道学之士”是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主要群体。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这三类士人群体文道观念进行考察，并论及两宋理学家文道观之“文”的丰富性，希望藉此为深入探讨两宋理学家之文道观及其内在思理的矛盾性等复杂问题，提供坚实学理基础。
一、两宋“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与重心
“文章之士”，其确切涵义当指以作“文”来获取社会地位或以“文”谋生的士人。这类士人往往富有文采，熟稔文章写作技巧。较之“道学之士”，这一类士人群体往往更为注重文章的外在形式或者写作技巧等，而对文章的“传道”、“载道”等功用和价值并不过分注重。值得注意的是，与晚唐五代不同，两宋时期的这一类士人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往往兼学其他学问，有的甚至达到了比较高深的地步。自宋代开始，人们就对两宋“文章之士”归属问题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两宋文论大都以欧阳修、“三苏”、苏舜钦、王安石、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为“文章之士”。这些“文章之士”注意之中心与重心仍在文学，并因此而得到后世关注。
作为两宋“文章之士”的重要代表，欧阳修不仅仅关注“文”与“道”的“体用”问题，还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提及：“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欧阳修认为“文”是“道”体与修道过程的外显形式，在这一点上，欧阳修与一些“道学之士”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某些“道学之士”的文道观，受到了当时“文章之士”的影响，也说明了当时一些 “道学之士”文道观的若干观点，受到了彼时文化思潮的影响。欧阳修又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讲：“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言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这里的“充于中”之物，欧阳修认为是“道”，如“充于中”不足，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显然，欧阳修是从本末角度来对文道关系进行探讨的。他在《答祖择之书》中，也论及：“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此中所见，欧阳修在既重视道统又重视文统的表象下，还是推崇以道统为本。欧阳修进而认为，如果道统不立，则文统必然出现混乱，乃至“不知其守”，势必出现问题：“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由此看出，欧阳修以为时文出现的“巧其词”、“张其言”、“规模于前人”、“曲变其态”，都是由于作者不明道统而导致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舜钦亦在《上孙冲谏议书》中论及文、道关系：“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词生焉;词之削，诡辩生焉;辩之生也，害词;词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虽然苏氏是从先验的角度，对道与文发生关联的必然性及先后关系进行论述，但是毕竟在宋代是较早地从理论上对 “文”的独立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这一观点，与理学家文道观颇有一致之处。作为欧阳修改革文风的重要支持者和代表性文学大家，苏舜钦的文道观代表了当时 “文章之士”论“文”的重要方向。 稍后，王安石尝试以“诚”作为联系文道的出发点，以实现“文”与“道”的“表里相济”为最高境界，似乎吸收了欧阳修的观点，他在《上邵学士书》中写道：“启封缓读，心目开涤。词简而精，义深而明，……非夫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者，其孰能至于此哉?”试图从文与道两者共同的出发点 “诚”来沟通文与道，是王氏文道观的重要贡献。王安石又有以“治教政令”为“文”的论述，他在《上人书》中写道：“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所谓文者，私有意焉，书之策则未也。间或悱然动于事而出于词，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谓之文也。”显然，此中所论，安石是直接把“文”当作了“道’’，他认为“文”与“道”在本体上是一致的。
随后曾巩、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叶适、吕本中、陆游等人，都有对“文”的本质属性进行探讨的文字记载。苏轼对“文”特质的归纳，见出苏氏父子的文道观念。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提及：“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苏轼强调，描摹万物之物状情态，“不能自已而作”正是“为文之工”的特性。于此而言，“文”的独立性显然是存在的。他在《自评文》又强调“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恰是前文的注脚。与此不同，黄庭坚则在《大雅堂记》提出“意”为“文”之枢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这里，“无意于文”是从技巧而言的，既然“无意”，则想必黄庭坚所言之“文”与“道”有相当距离，由此，“文”的独立性也就得到了承认。黄庭坚又在《答洪驹父书三》进一步总结了“文法”：“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当然，黄庭坚论及文、道关系时，也注意“以诗求道”，则说明了他的文道观是复杂的，有内在思理矛盾的。黄庭坚对于“文”的这一看法，往往是“文章之士”所重视的。直到南宋中期，陆游亦提及：“必有其实，乃有其文”，论者指出他推崇“诗家三昧、诗外功夫”等，显示出陆游对“文”主体地位的重视。可以说，两宋“文章之士”对于“文”之“独立性”主体地位的探讨，正是其文道观的核心部分。以此出发，“文章之士”才会从此思维“元点”而把握“文”作为文学内容、技巧的诸多特质。
基于承认“文”与“道”的独立性，一些“文章之士”进而提出“理”为文之根本。当然，此“理”不是“道学之士”如朱熹等人强调的“天理”、“纲常”，而是指的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如秦观《通事说》中提出：“文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古人皆备而有之。后世知说理者，或失于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于悖理，皆过也。”这里提及的“理”即是事物运行发展的规律。这说明，秦观有意识地把“文”与“道”相疏离，其题旨自然是认识到了“文”具有独立性，而非“道”的附庸。他又在《逆旅集序》中，提及自己的文道观主张：“仆野人也，拥肿是师，懈怠是习，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偶有所闻则随而记之耳，又安知其纯与驳耶?然观今世人谓其言是则，矍然改容，谓其言信则，适然以喜，而终身未尝信也。”显而易见，此中所论，更是离“道”远了。
当然，要论两宋“文章之士”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则两宋文论无疑集中了“文章之士”的重要观点。现存两宋文论中对文道关系的探讨，是比较丰富的。其中，对“文”与社会政治、礼乐教化之关系，是一些诗论论“文”的重点之一。如《文章精义》云：“《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显然，李涂此论注意到了“文”与儒学经典的关系，以为“明道经世”于“文”而言是为根本。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文论中，对“文”的社会政治功能等问题的论述，好多时候是同对苏黄之文的评价相联系的，正如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所云：“元佑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而对苏黄之文的评价，又往往以他们所为之“文”对社会政治教化、是否有补于治道相关。如陈岩肖《庚溪诗话》载：“元佑间，有旨修上清储祥宫成，命翰林学士苏轼作碑纪其事。坡叙事既得体，且取道家所言与吾儒合者记之，大有补于治道。”显然，作者对苏轼之文的推崇，实际上是以是否“裨于治道”为标准的。
从文体的角度来探讨“文”的属性、特征、写作技法，更是“文章之士”所热衷的。如李涂《文章精义》、陈骥《文则》、唐子西《文录》、谢�《四六谈丛》，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诗学规范》等，现存南宋文论即有数十部，其中对文、诗等文体有专门性的研究，涉及到了各种文体的属性、技法等。而南宋后期的魏庆之《诗人玉屑》则对苏黄等宋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的诗歌风格、表达技巧等有多方面的深入论述，标志着宋代诗学理论整理的集大成。
上述可见，两宋“文章之士”论“文”重在探讨“文”的本质以及其独立性是否存在，以此为前提，“文章之士”进而论及“文”的“文章”、“技巧义、文体形式实现方式等内容。此外， “文章之士”也对文道关系的若干方面，如“文”对“道”的承载和实现方式、“文”与社会政治、礼乐教化之关系、“文”与“道”的联系渠道等，亦有深入考察。比较而言，两宋“文章之士”较之其他两类士人群体，更为重视“文’’之独立性及本体地位的探讨，并对“文”之“文章”、“文体”以及当今意义上的“文学”内容与形式诸方面有较为深入的论述。
二、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的思维向度
《宋史》列“儒林”传，当是继承了宋人普遍注意到了“传统儒学之士”的重要文化地位，及其与“道学之士”在学术宗旨、治学路径等方面的差异。结合《宋史》、清代万斯同《儒林宗派》等对于 “儒林”传中人物的归类，将《宋史》“儒林”传中吕祖谦等人选出，而按照今人的标准另外放在“道学之士”类别中，则可以把钱穆所言侧重于名物考证、文字训诂的儒家之史学之士，以及专注于探讨治道的儒家之政治学之士等，都算作“传统儒学之士”。由此，可以进而考察这一类宋代士人群体的文道观念。 从文献来看，两宋“传统儒学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其中重要出发点亦是对文、道的本质展开思考。不过，他们对于“文”、“道”本质的思考却与“道学之士”是不一样的。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道学之士”所体察和确定的“道”应该是心性存养为主的成就“内圣”的学问，是亦认知亦实践的，少部分 “道学之士”所认知的“道”兼包括建立事功在内的儒家之“道”。但“传统儒学之士”往往以内里追求仁义而外在追求礼法为“道”，亦即“传统儒学之士”所坚持的“道”为传统儒学所主张的“仁”与“礼”。因此之故，两宋“传统儒学之士”的文道观念往往与“道学之士”有一定距离，也与“文章之士”有明显差异。
如宋初田锡在《贻陈季和书》中强调：“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这里，田锡强调“道”为第一性，“文”只不过是“经纬大道”的载体，只有“得其道”，“文”才会发挥其“教化”功用。稍后赵湘《本文》提及文、道关系时，已经注意到文与道的本末问题：“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他以“道”为“文”之根本，而特别指出不以儒学之“道”为根本的弊病：“后世之谓文者，求本于饰，故为阅玩之具，竞本而不疑，去道而不耻，……吾不见其易矣。”此后，北宋一些重要的儒学之士，也对文道关系有深入的思考。范仲淹《唐异诗序》从体用角度论及文道关系：“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显然，范氏是从体用层次来理解文道关系的。
宋初较早论及文道关系的，还有穆修。他在《答乔适书》中，穆修批判了“古文家”与“今世士子”所习之“章句声偶之辞”的两种为“文”取向。而这两种倾向，却是两宋“儒者之士”与“文章之士”文道观所要处理的两个核心问题。文中，穆修所谓的“古文”，是与“道”是一体的，载“古道”正是“文”应该做的。不仅如此，穆修还提到了“时文”的“为名”问题与 “古文”的“为道”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道学之土”与“文章之士”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此外，穆修文章中论及“行道”的作用，告诫友人勿因为求道与求名而使 “纯明之性”受到蒙蔽，“浮躁之气”萌盛。穆修所讲的求道以存性，与求名以受蒙蔽，其实正对应着“古文”与“时文”的不同追求指向。总的看来，穆修论 “文”，强调“文”的“道德”、“礼仪教化”、“经济治世”等义，实际上是以“文”的功用认识代替了他对“文”的本体的探讨，混淆了“文”的体用之别。穆修处理文道关系的这一思维取向，却成为两宋士人对文道关系探讨的一种基本思路和思维模式。可以说，穆修强调的这些问题，始终是两宋“道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两宋士人文道关系处理方式问题的一条主线。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则从儒学传承与道德修养的角度论及了文道关系。他依据《易》说以比附阐释“文”与“道”的关系，就两宋士人文道观主张而言，颇有代表性。他在《上蔡副枢书》中论及“文”的生、见、成、迹、著，是以文为“文饰”，把道德伦理的“文”上升为社会普遍规律，以“今文”亦即文艺之“文”与道德伦理的“文”混淆对比，从而得出了否定“今文”的结论。他在《与张秀才书》中，亦强调“足下为文，始宗于圣人，终要于圣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归于海，尽为文之道矣。”这种观点，与后来程颢的“文以载道”等文道观，其思维路径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后来，两宋一些“道学之士”，他们论及文道关系时，很多人也如石介一样，同样走的是混淆 “文”之“文明”义与“文学”义的思维路径，尽管就其思维主体而言，这一思维方式也许是不自觉的。
上述列出了宋代一些重要的“传统儒学之士”对于“文”的认识。按照《宋史》等分类以及后人对宋代士人的认知情况而言，宋代“传统儒学之士”还有很多，如刘敞、司马光、李觏、徐积、周行己等。一卜述诸人或于传统儒学之经学研究有突破，或于儒家义理研究有专门之得，他们都是“传统儒学之十”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不过，若就文道观念而言，他们对于 “文”的认识，并不超出上述代表性儒学之士的认知范围。可以说，田锡、穆修、孙复、石介等人的文道观以及对于“文”的认识，代表了宋代“传统儒学之士”对于“文”的理解。
总的看来，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的进路，主要集中于文道关系、文与道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单独对“文” 或者“道”展开论述的却不多。一些“传统儒学之士”更为注意从体用、本术等方面展开对文与道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儒者之士对“文”的认识，经常是以对文与道的关系探讨而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两宋儒者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较之前代呈现出复杂化、精密化的倾向。而且，儒者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较之文章之士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以往我们对宋代士人文道观念考察时，往往没有充分注意到儒学之士之“文”观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缺少从文化环境等方面对“道学之士”文道观念的历史作用、价值等进行相对客观的判断，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三、两宋理学家探讨文道关系的多样性路径及其学理指向
两宋“道学之士”指的是两宋以心性存养为聚焦点而以成就“内圣”为目的的新儒学家亦即理学家。这一类士人群体的注意力和感兴趣的学术指向，都以成就圣人的“内圣之学”为基本目的，因此，当他们把外在的事功追求内化为以践履道德为急务之时，思想的、信仰的、伦理的、道德的因素，自然超越于外在的事功追求而对实践主体发挥着持续而广泛的影响。这种情况，内在地决定了理学家在探讨文道关系时，在认知目的、思理取向和关注焦点等方面，必然会更加倾向于“道”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有所疏离。这一类群体占到了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极大比例，他们对文道关系的探讨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似远未为学界重视。但此问题关系到对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的整体认识及学术判断，也关系到对理学家诗文创作的文学史地位的认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作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周敦颐《通书・文辞》提及：“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其中他关于“文辞”的理解，颇有现代意义“语法学”与“文章学”的涵义。不过，经此转换后的“文”，在周敦颐文道观念中自然就不再具有与“道”相提并论的地位，而是成为附着在事物本体之上的具有装饰、修饰功能的外在事物。换句话说，不管是外在的修饰是否存在、是否美观，作为内在事物的“道”都是实在的、已然的，“文”的地位较之“道”而言，是非必要的。坚持“道”为根本而“文”为附着物，是理学家文道观的重要代表性观点。在周敦颐之后，虽然理学家文道观之“文”的涵义有很大差异，但尊“道”而轻“文”，是理学家文道观的主体观点。
理学家文道观之“文”，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些理学家按照原始儒学对于“文”的理解，重视“文”之“文治、礼乐教化”义。如胡寅在《洙泗文集序》中，以礼乐教化之“文”作为“文”的根本：“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汲汲学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异于丹青朽木俳优博笑也几希，况未必能工乎?”胡氏的这一观点，与唐代韩愈、李翱等人关于“文”的一些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基本是以孔子、孟子关于文道关系的一些观点的引申、深化。但这一内涵也非两宋“道学之士”所独创，实际上，作为“传统儒学之士”的重要代表人物，田锡、王禹�、穆修、石介、孙复、范仲淹等人，都已经提及“文”的“文治、礼乐教化”义。与之相关的，一些理学家又经常使用“文”的“文明、文化”义：如魏了翁在《大邑县学振文堂记》中主张：“凡物之相错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皆文也。尧之荡荡，不可得而名，而仅可名者，皆文也。”魏氏对于“文”的这一用法，应该是承继了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观点。与之相似，两宋“道学之士”坚持把“文”视作“文明”义的代表人物，多以孔子、《易传》的相关观点进行引申。他们或者转述孔子之言论，或者以《易传》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为阐发凭据，对 “文”的“文化、文明”义进行阐发。
要论理学家文道观念中的独创性观点，则理学家文道观之“文”的“性命道德”义，值得重视。在这方面，陆九渊的观点引人注意。他在《语录》中言及：“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方是文。”从其实质而言，陆氏这一观点算是理学家探讨“文”之内涵的理学化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对“文”的“文治、礼乐教化”意义的进一步展开，只不过是陆九渊较之他人，更关注内向性的道德存养而已。以“性命道德”义来定位“文”，是陆九渊等“道学之士”的独特贡献。两宋“道学之士”之所以能够在谈及文道关系时，能够开辟出“文”的这一涵义，从客观而言，是其理学体系所强调的以心性存养而求“道”的必然结果。信奉“心性”之学的“道学之士”，大都以此为“文”的内涵，除了陆九渊外，包恢等人的文道观，很大程度上也坚持以 “性命道德”为“文”的涵义。从根本上看，不管是“性命道德”义还是“文治、礼乐教化”义，都是从“文”与儒学之“道”的关系而言的，目的无非是先验性地使“文”具有“道”体与“道”用的属性。
两宋“道学之士”在文道关系处理方式上，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些“道学之士”在谈及文道关系时，所使用的“文”的概念，其意义虽然指向文学，但内容泛化，往往不是从文学体裁、主题、内容、形式等从“文学”的全面性上谈文学，而是从文学的某一体裁或者形式、内容的组成部分来谈文学。这种取向，必然导致“道学之士”在谈及文道关系时，带有一些片面性。以此来处理文道关系，必然会因为降低“文”的地位和价值，使“道”得到了突出和强化，因此，“道学之士”在探讨文道关系处理方式时，必然会向着“道”倾斜。
不仅如此，两宋一些“道学之士” 已经开始注意到“文”的独立性，特别是由于“文章之士”的重要影响，“文”的“文章”义已经成为两宋时期重要的文化存在，因此，这他们在使用“文”时，也就不得不提及此一涵义。如程颢在《文辞》中言及：“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这里的“文”即具有“文章”义。到了宋末，真德秀把文分为“鸣道之文”与“文人之文”。叶适亦在《播芳集序》中提及：“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信矣作文之难也。”此外，吕祖谦有《古文关键》、楼�有《崇古文诀》、真德秀有《文章正宗》等，都可以看出一些理学家对“文”之“文章”义的重视。以此而言，当前一些文史专家过于强调理学家“重道’’文道观而忽视了理学家对于“文”的多样性探讨，是有局限性的。至于很多理学家重视“文”的“文章”义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据理推想，两宋比较发达的文体观可能影响到“道学之士”的对于“文”的认识。这种情况亦说明，“道学之士”的文道观不是单一的历史存在，其文道观是与当时乃至历史上的文化生态紧密相关的。由此出发，一些“道学之士”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他们在论及文道关系时往往也注意到了“文” 的“文学”特性。如周敦颐《通书・文辞》所提及的著名“文以载道”的观点，虽然有重视“道”而轻文的一面，但他又把“文”与“辞”相联系，显然是注意到了 “文”的文学性问题：“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实际上，在论及文道关系时，把“文”降低为“辞”，在宋初一些学者如穆修、石介等人那里已经开启端倪。从一般的思维规律和认知规律来讲，强调彼时“文”在“辞”上面用功，只追求文辞的华丽、技巧等，当然就会对文章所传达的“道”有一定疏离，这大概就是两宋士人之所以强调“文”的“文辞、修辞”义的目的所在。与之相关，一些理学家由于本人比较偏好于诗歌等文体或者受人所请而写作序跋之类的文章，在提到“文”时，往往是从他本人对诗歌等文体的理解来谈及文道关系的。如程颐在《二程遗书・卷十八》中答人问“诗可学否”的话语，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的“论诗”语句等，都是从具体的诗歌创作或者诗学批评中来谈及文道关系的。但从实质讲，其中“文’’的内涵除了作为特指的“诗”之外，也基本不出“文章”、“文体”、“文辞”义。 上述可见，两宋理学家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大致而言，两宋“道学之士”在处理文道关系时，其中所用“文”的概念内涵，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文”泛化，他们所用的“文”，其意义指向为非文学，由此，“道学之士”所谈的文、道关系，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的关系。第二种倾向是，两宋“道学之士”在处理文道关系时，虽然采用“文”的狭义，即从“文章”义等来使用“文”，但普遍存在着不是从文学的整体而是从文学的一部分，如内容、形式或者文辞等方面来论及文道关系，其基本的思维取向是降低或者否定“文”的独立地位，否定“文”的主体性，或者使“文”成为“道”的附庸等，由此，在处理文道关系时，“道”的价值就得到突出。亦因此可见，从两宋“道学之士”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方式而言，他们在使用“文”这一概念时，为了落实到“道”，往往从“文”的泛化意义上来着眼。这是因为，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儒者之“道”，一般涉及到心性存养与经邦治国为主的两大主题，而把“文”视作 “文化载体”、“文化精神”或者“文明”，就更容易与其理学主张相联系。这一倾向，是否受到元结、韩愈等人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宋初石介、柳开，以及宋初“三先生”等人已经开启此一端绪，显然是应该注意的。从学理而言，两宋“道学之士”虽以“心性存养”入而以“成圣”为目的，但从儒学发展的链条而言，亦不过是传统儒家“三纲八目”的精微化发展。由此之故，“道学之士”之文道观与“传统儒学之士”的文道观在一定层面上的接近性，自是必然的了。
四、两宋士人文道观念的生成条件及其认识价值
由前文梳理可见，在理学之士开始登上文化舞台之前，“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都已经对文、道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他们对文道关系的把握和体察，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理学家探讨文道关系导夫先路。一些重视探讨文道关系的理学家，其文道观念正是在或批判或吸收这两类士人群体的文道观念过程中，提出了若干话题与观点，并以理学学理所统摄和观照，进而最终成就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中，“文章之士”之所以重视对 “文”的独立性的探讨，一方面是“文章之士”顺应时代哲学思潮，对“文”的认识自然就会归结到对“文”的存在合理性，以及“文”的发生元点的追问中。并且，作为“文”与“道”关系的探讨，自唐代韩愈提出后，已经成为宋人必须重视的文学传统，自北宋仁宗朝兴起的以复古儒学以开新的文化思潮，要求包括宋代 “文章之士”在内的士人，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鉴于北宋中期之后直到南宋，“道学之士”与“文章之士”渐成学术鼎立之势，“道学之士”长于对文道关系、“道”之体用性与功用性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自然也会对“文章之士”产生刺激和引导作用。由此之故，“文章之士”起而展开对“文”的体用性、功用性、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亦是必然的了。显而易见，这固然因为他们作为创作主体而言需要藉此以说明“文”的存在合理性和巩固其作为文士的社会地位所需要，也是“文章之士”以之作为与“道学之士”相抗衡的现实需求所致。从“文章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来看，其关注之中心与重心，在于梳理、考察并最终确认： “文”具有独立性、“文”的特质能够独立存在。两宋“文章之士”对此问题的探讨虽然人数并不多，但它代表了这一类人群对于“文”思考的深度，代表了“文章之士”对于“文”与“道”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值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之士所关注的情性、文之“用”、“道”之体等，都已经在宋初“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那里有一定展开。不过，与宋代“文章之士”不同，两宋“道学之士”处理“文”与“道”关系时，大都以“求道”为目的，因此，他们对“文”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转向。一些理学之士为了方便地论及“道”与“文”的关系，或是把“文”的涵义扩大，或是把“文”的涵义缩小了，或是并不承认“文”的独立性，其目的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打压“文”的独立主体地位，而突出“道”的本体地位与支配地位。但是，作为理学之“道”毕竟是道德理性与伦理理性的范畴，而“文”除了因其在较早时期与“礼”结合而具有道德理性与伦理理性之外，即使其“文明、文化”义也与“道”有差异。因此，“道学之士” 在处理文道关系时，往往着眼点是重视“道”体与“文”用之关系，极少关注“文”体与“道”体、“文”用与“道”用、“文”体与“道”用的关系。可以说， “道学之士”关注“文”与“道”的焦点，是以“道器”观为指导，而以研究“文”用与“道”体之关系为主。“道学之士”对“文”之关注以及对文道关系之处理，其目的和思维指向亦在此。
整体而言，能够注意到从文道关系的体与用层面等哲学高度来研究其本质与特性，就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而言是比较少的。这一现象说明，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的哲思深度较之同时代的“道学之士”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亦可知，两宋理学家使用归元思维与正名思维的方式，从事物的本体和功用层面对文道关系进行深入探索的历史价值，实际上达到了整个两宋文化思潮的最高峰，这一历史意义是应该得到重视的。
由本文考察可见，宋人对于“文”之体用性的探讨，表面看来是一个很孤立的文化现象，但其实质则根源于他们信奉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关乎其生存状态、社会地位。“传统儒者之士”、“道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关于“文”之体用性的探讨，事关我们对宋代文化及文学属性的认识，也是我们了解宋代士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窗口，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