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最新数据为分析依据，对2001～2010年十年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投入增长率、投入强度及投入的地域分布状况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政策这两个影响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主体作用，拓展经费投入渠道、培育多元化投入主体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论文,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经济发展,公共政策
基础研究是进行知识创造和原始性创新活动、发展科学的重要源泉，也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经费投入是进行基础研究的物质保障。在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投向企业、研发机构和高校三个组织实体，其中对高校投入的比重最大。根据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统计，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55%左右。近十年来，虽然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持续蔓延，但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快速度的发展，为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一时期，国家出台了几部旨在推动科技发展的重大规划，也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基础研究的政策，这对于引导和扶持高校的基础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近十年高校基础科研经费投入情况进行准确地描述与恰当地评价，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对于合理地配置资源。推动高校的基础研究、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及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近十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分析
(一)经费投入总量
经费投入总量是指单位时间内经费投入的总数量，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十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逐年增长。2001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为19亿元，到2010年达到179.9亿元，增长了近10倍。
(二)经费投入增长率
经费投入的增长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经费投入的增长数与经费投入总数量之比，它是衡量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增长情况分为年均增长和逐年增长两种情况。从年均增长情况来看，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为32.44%。从逐年增长情况来看。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率总体波动幅度较大(如图1所示)。2012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2001年增长46.3%，2003年比2002年仅增长18.3%，2004年比2003年增长45.6%，变化幅度较大，2008年到2010年，基础研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32.3%下降到23，6%。
(三)经费投入强度
经费投入强度是反映一个国家经费投入适度性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一般用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参照这一计算方法，本文将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描述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率和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率。
1.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率
随着我国GDP的逐年增长，2001年至2010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也逐年上升，经费投入强度基本呈上升趋势，但中间出现一些小的波动(如图2所示)。具体来说，2001至2005年，经费投入强度逐步上升，从0.173‰上升到0.307‰，但在2006、2007年间出现小幅下降，2006年基础强度为0.33‰，2007年基础强度为0.327‰。2008年之后，呈上升趋势，由0.366‰增长的0.452‰。
2.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率
R&D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三者占R&D的比重可以衡量研发活动的结构状况。本文以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R&D的比重来反映高校研发活动的结构状况。与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呈稳定性的逐年上升相比，基础研究所占R&D经费的比例不够稳定，但波动范围不大(如图3所示)。2002年，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例为21.3%，2003年降到20.3%，2004年投入比率上升到23.8%，2005年又微降到23.4%，2006-2009年呈稳定增长趋势，25.8%增至31.1%，但2010年又下降到30.1%。
(四)经费投入地域分布情况
经费投入的地域分布情况反映一个国家经费投入结构的均衡性程度。我国高校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均呈现出由东至西逐级递减的趋势，同时，不同地区问的投人增长率和投入强度差别较大，呈现出不均衡性的特征(如图4所示)。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东西部地区基础研究经费总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中部地区在2010年出现回落，由2009年的40.99亿元下降到2010年的37.52亿元。东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总体呈稳定趋势，始终保持在60%左右;西部地区呈现由降到升的趋势，2004到2006年由16.2%下降到12.6%，2006年到2010年由12.6%上升到16.3%：中部地区波动较大，2004年到2009年基本呈上升趋势，由23.7%增长到28.2%，2010年出现大幅下降，由2009年的28.2%下降到20.9%。
在年均增长率方面，东中西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普遍较高，分别为31.45%、26.95%和30.48%，但从逐年增长率方面看，东中西部则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18.4%增长到2010的38.5%;西部地区呈现由升到降的趋势，由2004年的4%增长到2007年的39%，2007年到2010年又由39%下降到29.1%;而中部地区则波动较大，2004年到2008年由27.2%上升到48.0%，2009年下降到39.5%，2010年出现大幅下降并出现了负增长，负增长率为8%。
在投入强度方面即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和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1K&D经费的比重两个方面，总体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呈现出较高的比例，而中部地区则波动性较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由0.180‰增长到0.284‰;西部地区在中间呈现小幅下降之后又逐步上升，分别由2004年的0.048‰下降至2006年的0.042‰，之后又增至0.07‰;而中部地区波动较大，2004年至2009年整体呈上升趋势，由0.071‰增长到0.12‰，2010年出现下降情况，由2009年的0.12‰降至0.09‰。同样，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东部由24.0%上升到31.3%，西部由21.9%上升到28.5%，而中部地区则波动较大，2004年到2009年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4.9%增长到37.1%，2010年则出现大幅下降，由2009年的37.1%降至27.8%。 二、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与增长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十年来，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GDP总量由2001年的10965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并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为高校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奠定了物质基础。上述分析表明，十年来高校基础研究总量达到782.7亿元，年均增长比率为32.44%。可以说，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曲线与高校科研基础研究领域的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长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对经费投入强度影响巨大。依据国际惯例，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4%0，而创新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低于2‰。2008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为0.698‰，而同期的美国为4.8‰，韩国为5.4‰，日本为3.9‰，分别是中国的6.9倍、7.7倍和5.6倍。可见，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邻国韩国相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我国高校基础研究占全国基础研究的一半以上，由此推断，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并不高。当然，一个国家经费投入是否适度，不能仅以投入强度数值的简单地对比进行评价。同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对应关系并呈现出一般的规律性：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时，其R&D投入大多用于试验与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中来。因此、工业化发展阶段与研究经费投入的对应性是对研究投入强度进行评价的一个维度。有研究表明，综合来看我国的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期阶段，且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国际上研究经费投入的一般规律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正是R&D经费投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因此我国在高校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上应当进一步加强。
(二)公共政策导向因素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有力手段，其导向性对于资源分配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十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基础研究的公共政策。2006年，《国家“十一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提出，把基础研究作为科技投入的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投入力度，使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有明显的提高，为落实《规划纲要》确定的基础研究战略任务提供经费保障。同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对从事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国家财政给予相对稳定支持。”这些具有鲜明导向性政策的出台对于高校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中也可以得到反映。从图1中可以看到，2005年以前，经费投入增长率波动较大，但自2006年以来情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期间虽有起伏但总体来看表现平稳，这种情况与2006年上述两个纲要的颁行时间高度吻合。同样，我同东中西部地域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不均衡性问题，除了一直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这一经济原因以外，西部地区还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系列政策的影响，使得其经费增长的稳定性要高于中部地区。
三、进一步改进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对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年来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投入总量、投入增长率、投入强度及投入均衡性等方面均需要进一步改进。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同年颁行的《国家“十一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也提出“把基础研究作为科技投入的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投入力度，使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有明显的提高，为落实《规划纲要》确定的基础研究战略任务提供经费保障。”这些政策为基础科研经费投入的改进提供了方向。
(一)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主体作用
从性质上说，基础研究产出的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并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的特点，可以带来多重社会效益。同时，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中，周期长主要表现为投资回报周期长，在短时间内很难获得经济回报;不确定性表现为基础研究不但具有创新风险大、研究难度高的特点，而且表现为研究成果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即投资者往往既不能保证其独占基础研究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也不能从其模仿者中得到应有的研究补偿。基于此，政府应该成为基础研究经费的当然投入主体。对此，国务院2006年颁行的《同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国家财政投入主要用于支持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公共科技活动。”2012年《国家基础研究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作用，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保持基础研究投入较快增长。”可以说，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与政府的财政投入密切相关，但与法定要求相比，财政投入的比例仍需提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的具体目标是“使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10年达到2%，到2020年达到2.5%以上。”根据2010年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为70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两者之比为1.77%，低于2%的目标。可见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总量并未达到纲要的基本要求。由此也可以推断，作为研发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要求相比尚存在距离。故此，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传递出的基本理念与具体要求，建立起与财政增长情况相挂钩的长效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以保障高校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稳定而持续性地增长。在财政投入地域结构上，应更注重向中西尤其是向中部地区倾斜，以增强地域间基础研究均衡性。同时，加大经费投入情况的监管力度，保证经费投入的及时到位且切实用于基础研究。 (二)拓展经费投入渠道，培育多元化投入主体
2012年2月17日，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国家基础研究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指出：“加强协同机制，拓宽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在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比例，形成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局面。”可见，在经费投入主体方面，国家也把“引导企业”和引导“社会组织”进行科技投入作为发展战略的内容。
就引导企业方面来说，从性质上看，基础研究固然具有投资长期性、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效益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不具备投资基础研究的能力和动力。“第一行动者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理论认为，企业完全可能通过基础研究的投入而获得收益回报。所谓“第一行动者优势”是指作为第一行动者的企业，首先可以凭借其“第一行动者”的身份减少学习成本，并对其他的新进企业构成壁垒：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对基础研究的成果申请专利保护和巩固其市场。因此，企业投入高校基础研究是完全可能的。高校作为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在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而对于那些资金雄厚、注重创新且有着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型企业来说，投入高校基础研究既可以充分利用高校在人才和知识上的优势。也可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在产学研合作中高校与企业的联合完全可能获得双赢的结果。为此，政府应当积极作为，首先，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以增强企业的信心。为此国家应加大执法力度，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保护企业基础研究的专利和成果，使那些进行基础科研经费投入的企业切实可以凭借“第一行动者”的身份受益。其次，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对高校与企业间的具体“协同机制”进行探索，以鼓励具备经济实力且有战略眼光的大企业对高校基础研究进行投入。
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经费投入来说，高校选择合适的项目吸纳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进行经费投入完全可以成为进行基础研究的补充性力量。非营利机构具有比政府反应更为迅速的特点，因此，在选择一些资助项目方面，非政府组织往往会比政府组织更具有优势。从国际经验上看，非营利性组织尽管不是主体，但在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方面可以起到补充、调节作用。美国的基础研究中非营利机构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就占到8%左右。这些经验完全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