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论文范文论哲学是如何对待语言的方式

所属栏目:教育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4-04-16 15:03 热度:

  论文导读:无论是从语言哲学,还是从生命哲学来看,庄子的思想都可谓是中国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言不尽意”总是让庄子的文本充满了可以被无限解读的魅力。作为语言运用的哲学大师,庄子用诗化的语言探索着解决语言遭遇“不可言说”的困境,并试图用寓言、重言、卮言来言说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庖丁解牛”的故事虽短,但却完美地阐释了庄子的语言特点,同时也折射出了庄子对于生命的思考与关照。

  关键词:庄子,人生哲学,语言发展

  首先,“庖丁解牛”的故事当然是一则寓言。庄子借“庖丁”的形象,以他的言行来传递庄子试图通过“言说”而达到“不可言说”的目的。纵观《庄子》通篇,大部分人物都是像“庖丁”这样的底层人物,如:轮扁、子舆。很难理解在哲学这样高深的对话中,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期待中的高级知识阶层,倒是像“庖丁”这样的蓝领劳动者。其实,这些普通角色是有着哲学上的某些功能的,比如:这些人物都是我们思维标准中所避免的。当这些人物被设定为哲学家时,我们则不得不面对那些根据规则生活的人所害怕和逃避的东西,而那本质就是自然。普通如“庖丁”这样的人,他们不怕其自然生成的样子,因为他们已经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因而他们的言说有着顺其自然的自由,这在庄子的眼里就是值得保护的。而其他有身份的人,他们因需要顾及的太多而丧失了以其自然的方式行事的自由,因此他们是不具有以“言说”而通达“不可言说”的特质的。其次,“庖丁解牛”的故事也通过重言的应用而显得更具信服力。“庖丁”虽然只是一介屠夫,但庄子给他设定的又不是一般的屠夫角色,他是一个可以在“文惠君”面前“解牛”的人。有学者求证,“文惠君”即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位国君———魏惠王。且不管这是否属实,在庖丁一番慷慨言说之后,加上一段显贵的君主级别的人物感慨“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就足以让外人忘却庖丁地位的身份,而试图顺着文惠君的溢美之词去揣测之前庖丁所阐释的“养生之道”了。再者,“庖丁解牛”的故事保持了庄子文章中卮言与寓言交织的一贯风格。“庖丁解牛”本该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屠牛故事,而庄子却将它演绎得充满了艺术的美感。“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和《经首》之会”,俨然一场音乐的盛典。可是就是在这看似支离破碎的语言之下,蕴藏着庄子“不可言说”的世界,譬如对人与社会的深刻认识。庄子的语言看似随心所欲,却是“无中生有”、“似非而是”,思想的内核隐秘于看似不合逻辑的语言中,只因为“不可言说”的世界需要人类服从心灵意念的召唤。当语言被理性规定了太多的责任和意义后,它就成了文化的铠甲,使人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而不能达到心灵所应追求的“不可言说”的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庄子虽然对语言有过无奈,但是正是因为他就此看清了语言的局限性,才能进一步驾驭语言,用一种可以被“言说”的语言来呈现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

  人们常说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出世的,但从解读“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却可以发现这点并不尽然。庄子之所以想出世,是因为社会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对于他这样天性自由、强调自我的人来说如重重枷锁难以承受。然而纯粹地追求躲避现世的社会环境不仅做不到,而且毫无意义。况且人之灵性在于精神,要保全个体精神上的锋芒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保全自我。所以,庄子的生存哲学不是纯粹的出世哲学,而更重要的是要坚守自己的精神自由。这一点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在我们初降于世之际,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是没有主-客体意识的,万物在我们的眼中都是一体的,“牛”的概念是不存在的。然而随着我们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这种一体性就被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概括性概念所取代,我们见到的“牛”不再是牛本身,而是一个隐含着诸如“一种食草性的动物,其肉可供食用”的概念框架。于是就产生了“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的现象。这是因为此时的“牛”已经从一体性中分离了出去成为有别于个体的“他物”,而此“他物”的价值就是用来宰杀,因而实用性的结果达到了就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了,亦“割”亦“折”都是不重要的。而要达到“庖丁”的境界,就要从“心为物役”中解脱出来,回归本源的物我一体的状态。所谓“养生主”,其实“养心”也。故事原文中,当文惠君问及庖丁“技盖至此乎?”时,庖丁的答案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种境界不只是回归了原初的不存在着主-客体对立的关系,更是已经超越了之前营成的概念束缚,最终达到了在场的(概念化的)和被我们揭示出来的原本被遮蔽了的不在场的(概念外但是潜在于人对物的认识的)东西合一的境界,从而“目无全牛”,“游刃有余”。

  在探讨庄子的语言哲学时提到庄子善用寓言,其实这则寓言也可以折射到庄子对生存哲学的思考上来。“牛”者,个体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也;“刀”者,个体的肉体存在是也;“刃”者,个体的精神存在是也。社会中的各种事务千差万别,犹如一头头牛,虽然从属于一个物种,却也没有任何两头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与社会发生交往时,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需要适合的方法来应对,不能遇事就“割”就“折”,寓言中可“更刀”,可是我们的精神世界一旦被击垮就难以再重构。同样,所谓“游刃有余”而非“游刀有余”,是因为对庄子来说,生命的鲜活不在于外在的形态,而在于内在的心灵,因此,他希望纵然“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之所以能数十年保持其刀刃锋芒,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眼中的牛已经不仅仅是概念意义上的“牛”,他已清楚地了然于心间牛骨架内部的缝隙和刀刃的轻薄,因而可以避开不必要的正面冲突,寻找骨与骨之间的关节处。这些地方筋骨交结,与严丝合缝的硬骨相比要薄弱,然而也无疑更为要紧。人与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社会之于个体乃是一种宿命,没有人能逃脱社会而存在,人只能在社会中显现其价值。然而,社会对个体而言意义是双重的:既提供了彰显个人价值的舞台,又随时可能成为个体精神乃至肉体的葬身之所。“牛”是一个庞然大物,如同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我们最初面对它时毫无概念,无所适从,只能停留在用“手”来解的阶段,这时的我们如若强行与社会碰撞,必将身心俱创。当我们逐渐在社会中成长成熟后,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也就慢慢加深,形成了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概念体系,这时我们就可以“目解”社会了。因为我们眼中的社会不再是社会本身,它已经被分解为一个一个的概念,只要我们能看得够清楚透彻,就能避免硬碰硬、以卵击石的无谓牺牲。然而这并不是人与社会相处的最高境界,因为“目解”仍停留在“技”的水平上,还受着“形”(也就是概念)的限制,即使它再能再巧,也带着人的功利性、目的性和有限性。要达到如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地,“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就必须彻底消除主-客体的对立,完全融化在浑然一体的“道”境中,只有这样,生命的锋锐才能得以长久。

  无论是从语言哲学,还是从生命哲学来看,庄子的思想都可谓是中国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言不尽意”总是让庄子的文本充满了可以被无限解读的魅力。作为语言运用的哲学大师,庄子用诗化的语言探索着解决语言遭遇“不可言说”的困境,并试图用寓言、重言、卮言来言说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庖丁解牛”的故事虽短,但却完美地阐释了庄子的语言特点,同时也折射出了庄子对于生命的思考与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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